思考分为两种：探索性思考和证实性思考。前者是基于各种观点的分析，而后者是一种使个别观点理想化的片面意图，也就是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正确，而不是真正的正确。很明显，前者才有价值，而后者是狡辩。
选择哪一种思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人自我感知到的语话责任。责任感只有在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时，才会强化探索性思考：1、做决定的人在看法形成之前就得知他们需要对听众负责；2、听众的看法是未知的；3、他们相信听众是见多识广且对准确性抱有期待的。
这也是为什么封闭的派系圈子内部产生的观点容易极化，因为执行者面对的受众是已知的——知道大家想要什么，对正确性的期待远不如对姿态的期待，执行者只需满足人们验证归属需求的存在即可完胜。
思考的一个核心功能是，确定一个人是以令人信服的合理方式、还是以自圆其说的方式行事的。事实上，思考个人选择的合理性这一过程十分普遍，决策者不仅仅是在必须向他人解释的时候才需要找到说服的理由、才能进行抉择，他们还需要找出理由来使自己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看起来怎么样？」
太多实验可证，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大多是为了说服而进行的，较少纯粹的探求真相。就如一个追求选票的政客，而非真正的科学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纽约市市长艾德·柯克在和公众打招呼时有一句习惯用语很出名，他问「我怎么样？」。一般我们打招呼时都会说「你怎么样」，艾德用了一个幽默的逆转来博人一笑。不过这并不只是一个玩笑，它透露出参选的官员们的习惯性焦虑。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会做公职，但在生活中，人们却需要不断的为自己争取一个或多个选区。对自尊的研究表明，我们几乎在每一次和人见面时都会无意识的提出柯克这个问题。
社交网络的隐秘性为自尊心的博取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场域，人们在这里做得做多的是展现自己，包装至“完美”。探讨和互动中的观点碰撞错过了探究的价值不足为奇，自尊根植于直觉，这让人们很难真正的保持谦逊，即便进入推理型认知也更多是为了自我辩护。
斯坦福大学科学史专家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创造了一个新学科：比较无知学(agnotology)，专门研究有意识地散播无知的各种手段。这个词来自agnosis和ontology：前者是一个新古典主义希腊词汇，意思是“无知”；后者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意思是本体论，主要涉及万物本性。
比较无知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混淆视听、是非不分的行为，其目的往往是为了赢得好感，也就是满足自尊和影响力。无知往往可以打着平等辩论的幌子散播。
要传播无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很多人都不理解一个概念或事实；其次，特定的利益集团正努力在相关议题上混淆视听（包括树立阵营内部政治正确、用感性共识抵御逻辑甚至概念）。试图混淆视听的人更容易对一个缺乏科学常识的社会产生影响，导致人们反过来质疑真相。
「我才是对的，你不如去谷歌一下」
当人们要去相信某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去寻找支持性的证据，哪怕只找到一条还是假冒的证据，也能让我们结束思考，并因此认为可以去相信了。因为假如有人问起，我们就可以借此辩解了。反之如果选择了不信任，其结果也是一样。
如果人们总是能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内容（比如改良派看到当局的所谓承诺），便无法被相关反驳的理论和研究说服，这不难想象，因为他们总是能找到支持自己既有认知的「信号」。这点上，谷歌等所有搜索引擎简直就是一场美味无限的自助餐，哪怕再荒谬的既有认知，都能搜索到支持自己的页面——网络搜索的结果不种是真理，而是提供给我们更多挖掘真理所需的资源。
互联网对传播无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互联网上，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的专家，人们喜欢坚定的陈述结论、同时掩盖推理过程，很容易成为有意混淆视听的强大利益团体的猎物。虽然一些聪明人可以通过触手可得的信息获益，但更多的人仍会误以为自己掌握了专业知识，因而受到误导。我们讲的独立思考是探索性的思考，而不是轻率地自辩，需要提醒的是，对个人理性能力应保持警惕。在主张思考的同时我们更关注沟通和互动，他人和我们一样不完美，但集思广益能很大程度上削弱偏见的牵制力。
自尊和自辩
自尊就像是一种内在的标尺，不断衡量你做为社会关系参与者的价值，每当社交计量仪的指针下跌，它就会发出警报并协调我们改变行为。
你可能会承认自己在意他人的看法、对自尊受挫有明显反应，但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能证明，那些自称不羁的人也几乎受到了同等程度的打击。他们也许确实自己掌过舵，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方向也是随着公众舆论走势的，而不完全都是真理。什么意识形态、政治正确、队形整齐，很多人了解它们的存在，但不一定都认可自己正在被这种存在所绑架。
在意他人看法（或者说在意自身影响力）会让我们看起来很弱，所以多数人会否认这点，但事实却是相反的。只有精神病态者才不具备自尊这个社交计量仪（精神病态者有意戏弄外界时他们才会去在意自尊，但往往采取相悖于正常人的处理方式）。某种程度上它被认为是一种理想化的自由，文艺作品尤其是滑稽类作品经常会借此发挥效果。
自辩是事后推理，它最常见，就如同大陆官媒的时评主笔，不管当局的政策有多糟糕，这位主笔都能找到一个办法去维护、甚至赞美它。之后公众会挑战其言论，外媒的报道会引用官员们自相矛盾的话，更简单的是摘取大陆官媒的部分原话，在旁观者角度审视其荒唐。
我们在沟通中常用这种形式的反驳，不过很难令对方感知到自己的错误，自尊在要求他们迅速运转证实性思考，接下来你很容易看到某个向极端跑步前进的偏见。证实性偏见是指为了证实自己已经生成的想法而去寻找和解释新证据的趋势。人们非常善于挑战他人的观点，但如果是你自己的信念、那它就成了你的所有物、甚至珍爱的独生子，你会想去保护它，而不是冒险去挑战。（批判性思考需要学习和锻炼，不是练习放弃自尊，而是试着切换辩论场位）
熟练的辩论者并不追求真理，而是追求能支持他们观点的论据。这解释了证实性偏见为什么如此强大、根深蒂固。教育学生们去寻找与他们喜欢的观点相悖的证据非常难，是因为证实性偏见（争辩意识）的固有特性，而非可弥补的缺陷。
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辩能力就越强，是自辩、不完全是论述。教育在用奖惩的方法来培养辩解者，而不是指导人们去全面的思考，它挑选智商最高的学生——他们能对自己既有的结论给出更多理由。于今为止，「智商」依旧是大多数选择下判断能力好或坏的重要标准，但几乎没人意识到，其实它衡量的不过是自辩能力。高智商的人能做优秀的律师或新闻发言人，但他们在寻找对方的理由时却不那么得心应手——他们的智商只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公允的探究整个议题。
基于认知的直觉先行规律，我们强调沟通的技巧问题，它会对结果产生强大作用。“可以”和“必须”的差别是理解自身利益对推理的深刻影响的关键。「我必须相信吗」和「我可以相信吗」这两种意识之间差别非常大，甚至能影响到视觉认知。
日前有消息说，香港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主张联盟所有非建制团体、绝弃意识形态之争，以此同建制派形成对抗。思路很不错，但相关报道显示受到了很多质疑，源于雨伞运动后泛民阵营的高度分化，外观与大陆民主派有些相似。共同体原子化的结果是内力互相抵消，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对同一个目标多角度下力，联盟的思路就是对抗这种内部消耗。
戴耀廷的想法被舆论视为理想化，上述是为主要原因。但联盟本身不是理想化，只是方法很重要，否则只能理想。更好的方法并不是戴耀廷去主持（形成一个“必须”），而是各个派系、尤其是活跃派系之间主动互动（促成“可以”）。事实上的联盟比概念上更具成效，动员者经常犯的错误是过早的坐实一个概念，甚至忽略了实效的达成。
政治是群体指向的
许多政治心理学家曾假设，人们的投票出于个人利益，他们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候选人或政策。但十几年的公共舆论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自身利益是政治偏好的一个较弱指标。相反，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群体——不管种族的、地区的、宗教的还是政治的群体。也就是说，关于公众舆论，人们不是在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而是问「这对我的群体有什么好处」。政治意见做为一种社会成员的徽章而存在，用来证明自己支持的政治议题。
人们的头脑很难平等的处理获取的所有信息，当接收到立场完全相左的观点后（比如保守派接收到自由派的观点）其原有态度不是会扭转，而是会极化——竭力为自己群体的既有认知做辩护。被称为发烧友（粉丝团）的群体看起来总是表现偏执，原因就是他们在极力摆脱不想要的信息。极端的党派意识形态或许真的能让信任它们的人逐步变得上瘾（你了解毛左和小粉红吗？）
威胁性信息（与既有认知相左的信息）激活了一个与情感相关的脑域网络——即那些与负面情绪和与惩罚相关的脑域，这些区域里有一部分被认为在推理中是发挥着作用的，但背外侧前额叶并不存在活跃性增强的现象——背外侧前额叶是冷静推理的主要区域。不论什么派系的人士在进行何种思考，都不见得是人们熟知的那种客观权衡的计算。
单一个体常常会出于直觉原因寻求证据支持自己的立场，我们难以期待个人能进行良好的、开放性的、追求真理的推理思考，特别是当他们出于自利心或顾及名声之时。但如果你将许多个人以正确的方式组织起来（知识多样性的组织，而非按派系属性筛选），使得一些人能用推理能力否定另一些人的主张，而且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某种共同纽带或分享共同命运的责任，使他们以谦逊的心态互动，那么就可以创造一个群体，产生出良好的推理性思考，做为社会系统的应急能力。